西夏文自創(chuàng)制之時起，就因結構復雜、筆畫繁多，被宋朝人認為是“若符篆”。它又一度消失，成為沉埋于歷史地層中的神秘存在物。西夏文重現(xiàn)于世人面前的時候，曾被認為是“天書”。無論是“天書”，還是“符篆”，都透露著人們面對西夏文時的困惑和畏難。為了厘清“天書”的秘密，記者依次走訪了銀川、武威、敦煌和保定等西夏文使用且留下遺跡的地方，尋訪有記錄西夏文字的物質遺存，從中體悟它數(shù)百年的生命歷程。


　　銀川：西夏文成了“陌生人”

　　走在銀川的大街上，昔日西夏王朝的痕跡所剩無幾、難以尋覓。西夏文在它誕生的地方，如今成為一個“陌生人”。

　　銀川，曾是西夏的首都，也是西夏文的誕生地。這里曾被稱作懷遠。關于李元昊的父親李德明定都于此，有一個神秘的傳說?！段飨臅隆肪硎涊d，公元1017年，“夏六月，有龍見于溫泉山（即今賀蘭縣暖泉以西的賀蘭山），山在懷遠鎮(zhèn)北。（李）德明以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遷都之意?！饼埇F(xiàn)祥瑞的傳說，后世學者認為是李氏為遷都稱帝造勢的編造。1020年，李德明遷都懷遠鎮(zhèn)，改名興州。

　　夏大慶元年（1036），正是在銀川，在李元昊的命令下，野利仁榮效仿漢文，主持創(chuàng)制并推廣使用西夏文字。1038年，李元昊正式建立西夏。西夏文的創(chuàng)制和推行，是李元昊自立新朝的一項重要工作。

　　銀川，是記者采訪的第一站。銀川的街巷中，昔日西夏王朝的痕跡所剩無幾、難以尋覓。西夏文在它誕生的地方，如今成為一個“陌生人”。

　　銀川老城以回族文化為特色，沿路走去，具有伊斯蘭風格的建筑和牛肉拉面館頻頻入眼；主要路段的路牌上，書有漢語、英語和阿拉伯語三種文字，但是沒有西夏文這種“符篆”。位于西面的新城區(qū)西夏區(qū)，情況相近。不過，記者發(fā)現(xiàn)了一處寫有西夏文字的場所。在一家位于交叉路口的綜合市場，樓外墻面上書有四個西夏文大字。旁邊的多家小店牌匾上也漢夏對照地展示著店名。不過，當記者問墻面上那四個字是什么意思時，攤主全部一臉茫然地說“不知道”。記者走進綜合市場，詢問正在吃飯的工作人員，得到的答案也大同小異?！昂脦啄炅耍簧偃硕歼^來問，我們也不知道。不過，這些字總該讓人認得吧?！迸疇I業(yè)員有些無奈地答復。

　　位于銀川西郊約35公里的西夏王陵蜚聲中外，這里有9座帝王陵和253座陪葬墓。記者從西夏廣場乘車來此，遠遠看到大門上鐫刻著四個西夏文大字。出租車司機有點兒“顯擺”地告訴記者，“這是大白高國?！焙髞恚浾邚拈T口的介紹標示中得知“大白高國”是西夏國的自稱，而當時宋人因為西夏自稱“大夏”而稱其為“西夏”。

　　西夏王陵風景名勝區(qū)管理處副主任、西夏博物館館長馬升林告訴記者，西夏王陵是目前規(guī)模最大的西夏文物保護區(qū)；這里也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大量西夏文的碑刻。但是，這組墓群沒有逃過蒙古大軍的鐵蹄。當年，蒙古大軍六伐西夏，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也因此病逝于六盤山的軍營之中。西夏君臣看到大勢已去被迫投降，蒙古軍隊在此進行有組織的大規(guī)模掘墓，造成了巨大破壞。他們有意砸破碑刻，將其中涉及西夏帝號等的部分敲碎。馬升林說，“這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抹去西夏國歷史記憶的做法。”在王陵內的西夏博物館，記者見到了從王陵出土的西夏文物，其中三塊為銘刻有西夏文的殘碑，每塊上面有若干個西夏文。

　　“我們很需要西夏文專家的幫助，特別是在釋讀文字等方面?！瘪R升林說。

　　走出博物館，記者去探訪王陵。王陵西面是賀蘭山，東望黃河，依山傍河，氣勢不凡。經過長長的墓道，記者看到了一座圓錐形的“土丘”。這就是世人熟悉的3號陵，一般被認為是李元昊的陵寢。

　　“原來就是這么一個土疙瘩，比秦始皇陵兵馬俑差多了！”一位游客大表失望。來此的游客大多有這種情緒，看了一會兒后扭頭就走。

　　他們沒有想到，就是這樣一個看似平常的“土疙瘩”，景區(qū)方面大費苦心對其進行保護，還通過招標形式從甘肅的敦煌研究院引進技術，對其采取砌筑土坯、夯土填充等方法，并用化學藥劑加固保護。

　　夕陽里，賀蘭山東面的原野如同桌面一般平曠，遠處的地平線上凸現(xiàn)著大大小小的土丘。沐浴在余暉中的3號陵，無言地巍然矗立著。此時，遙想發(fā)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滄桑往事，不禁為那個消失的王朝感到幾許悲涼，也為墓主們的生前身后感慨不已。

　　武威：西夏陪都“夏”味不足

　　1804年，清代學者張澍辨識出了這座被封存石碑上的“奇怪”文字為西夏文，從而揭開了中國學者研究西夏文字乃至西夏學的序幕。

　　離開銀川，記者趕往甘肅武威。一路上土地漸漸荒涼，水成了一種稀罕的資源，沿途不少地名都跟水有關。武威古稱“涼州”，為河西重鎮(zhèn)之一，也是西夏建國的根據(jù)地。這里又是在詩歌中被反復吟詠的地方，“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涼州詞》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武威城樓前的廣場，地面上鐫刻了歷代有關武威的諸多名篇。

　　武威，在西夏時叫西涼州，也是西夏文物的密集出土地。記者前去拜訪武酒集團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長孫壽嶺。他感慨武威雖有豐富的西夏文物資源，但研究隊伍卻跟不上，規(guī)模仍在原地踏步，“現(xiàn)在寧夏那邊研究者多了，這邊還是幾個人。”

　　談起西夏人在武威的活動，孫壽嶺特別稱道的是他們的活字印刷術和釀酒。當年，韓國人認為自己有銅活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的實物證據(jù)，執(zhí)意“申遺”。中國當時只有《夢溪筆談》中關于畢昇發(fā)明活字印刷的文字記載，活字字模等沒有得到考古證明。此后，峰回路轉的機會來自西夏的文物。一部出土于武威的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被認定為一件泥活字印刷品。孫壽嶺撰寫文章論證，為了增強證據(jù)的說服力，他還用三年時間，自費按照西夏時的技術，刻版、印刷，復原出了這部佛經。

　　黨項族是善于學習的民族，他們印制的多部活字印刷作品，被專家認為是最早的活字印刷作品。孫壽嶺找到的這部佛經就是其中之一。它們的存在捍衛(wèi)了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fā)明權。

　　記者去武威博物館瞻仰《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以下簡稱“感應碑”）和其他西夏文物。1804年，清代學者張澍辨識出了這座被封存石碑上的“奇怪”文字為西夏文，從而揭開了中國學者研究西夏文字乃至西夏學的序幕。該碑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碑高2．5米，寬0．9米，厚0．3米，兩面刻文，一面為西夏文，一面為漢文，諸多文字仍然清晰。記者來到它的發(fā)現(xiàn)地——大云寺（此前名為護國寺）。寺內大殿閉鎖，只是前面供桌擺著各路神仙。寺廟東面墻邊有一片小碑林，立著幾塊石碑。不知道當年感應碑是不是也曾混在其中。

　　武威也曾出現(xiàn)文物被毀的慘劇。當時因為農民看不懂西夏文字，部分被發(fā)現(xiàn)的西夏文文獻曾遭到燒毀?，F(xiàn)在此類事件不會再發(fā)生了。如今，西夏文獻如果被當?shù)厝苏业剑芸赡軙划斪鰧氊愂詹仄饋泶齼r而沽。

　　敦煌：西夏文物填補敦煌學空白

　　有學者評價，莫高窟北區(qū)的考古填補了敦煌在西夏時期近兩百年的空白。

　　敦煌是記者此行向西尋訪的最后一站。“西出陽關無故人”，這里已經接近當年西夏的邊陲。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zhèn)，更以敦煌石窟壁畫和莫高窟藏經洞中的文獻聞名于世。

　　記者對于敦煌和西夏的了解，始于根據(jù)日本著名小說家井上靖小說改編的電影《敦煌》。不過，井上靖是采用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避難說”來解釋藏經洞封存的原因。在莫高窟藏經洞陳列館的展覽中，明確寫著伯希和的解釋“1035年西夏攻略沙洲時封存”，當代學者白濱和榮新江也持類似觀點，不過時間分別為“1008年至1010年”和“1006年”，所防御的對象分別為西夏和黑韓王朝。實際上關于藏經洞的形成，在學術界有其他如“廢棄說”（斯坦因等）等與之平行的解釋。

　　西夏統(tǒng)治敦煌將近兩百年，這個崇尚佛教的國家，對敦煌也頗有貢獻。榆林窟的第3、29窟都是典型的西夏洞窟。不過，在莫高窟缺少典型的西夏洞窟，西夏人用過的北區(qū)洞窟卻極多。

　　敦煌也是與中國的西夏學人有著不解之緣的地方，1964年，中國科學院民族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前身）王靜如、史金波、白濱與北京大學宿白、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李承仙和萬庚育等，以及甘肅博物館陳炳應共同組成敦煌西夏調查工作組，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負責領導，開展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調查，弄清和確定兩窟群中西夏時期的窟數(shù)及其分期、排年等。

　　從敦煌市區(qū)穿過戈壁，遠遠就能看到一半是山、一半是沙的景象。莫高窟這座寶藏，令人真切感受到“綠洲”的意義。在粗獷而沉寂的沙海之中，居然有一帶茂盛的樹木。天藍得清澈如洗，流水淙淙，白楊樹的葉子一片橙黃。置身這樣一個純凈的天地，更能體會過去僧人在此禮佛的虔誠心境。

　　莫高窟北區(qū)共有石窟248個。1988年到1995年，敦煌研究院研究員彭金章前后共主持了6次北區(qū)石窟的考古發(fā)掘。根據(jù)發(fā)掘成果，出版了三大卷《敦煌莫高窟北區(qū)石窟》（敦煌研究院編，彭金章、王建軍著），歷來幾乎被人們遺忘的北區(qū)從此揭開了神秘面紗。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姜伯勤認為，北區(qū)考古擴展了敦煌學研究的新領域。這其中就有西夏部分的貢獻。有學者評價，莫高窟北區(qū)的考古填補了敦煌在西夏時期近兩百年的空白。

　　在考古工作者心目中，北區(qū)是一座寶庫。彭金章告訴記者，莫高窟北區(qū)的觀賞價值、藝術價值不高，但是學術、考古價值很高。北區(qū)出土了100件西夏文獻，其中不乏世界或中國孤本。比如，《諸密咒要語》和《地藏菩薩本愿經》等均為世界孤本。巧合的是，這里還出土了《番漢合時掌中珠》半頁，為國內孤本，與伯希和從第464窟盜走的那張恰為同一頁，內容是有關蔬菜的。據(jù)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員介紹，莫高窟北區(qū)出土的6件西夏文文獻被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北區(qū)還發(fā)現(xiàn)了28枚漢文的西夏錢幣，為武威以西發(fā)現(xiàn)西夏錢幣最多的一次，更是敦煌的第一次。漢文的天盛元寶、乾祐元寶，因為與宋代錢幣發(fā)現(xiàn)在同一個洞窟中，這表明當時兩者在敦煌是通用的。

　　元代時，西夏文仍在使用，被稱作“河西字”。元代廣福大師管主八印的西夏文大藏經流傳到了敦煌，已先后三次在莫高窟發(fā)現(xiàn)了押捺有“僧祿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yǎng)”漢文施經愿文的西夏文大藏經。但前兩次的發(fā)現(xiàn)已流失域外，只有近年的一次發(fā)現(xiàn)留存國內。莫高窟北區(qū)不僅出土了佛教文獻，還出土了極為罕見的西夏文道教文獻。

　　在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的文物庫房中，記者獲得特批，戴上參觀文物需要的白手套后，親身觸摸西夏文物。紙質文物每件都裝在大小合適的紙袋中，每一件都有編號，標明出土的石窟號和題目。外面則有一個大檔案袋。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將文物從紙袋中取出，慢慢打開，在專業(yè)的素養(yǎng)之外，又帶著對親手挖掘出來的文物的悉心愛護。有的西夏文殘片僅有一個字，也被仔細地保存起來。其中的《番漢合時掌中珠》、《三才雜字》等雖然并不完整，但頗有研究價值?？脊殴ぷ髡呤怯煤Y子細細地將紙片發(fā)掘出來的。因為這些洞窟此前積沙太多，在發(fā)掘時，他們用傳送帶將數(shù)百立方米的沙子運送到石窟前的大泉河中。

　　推開與南區(qū)分開的鐵門，在彭金章的引導下，記者來到不對公眾開放的北區(qū)。藏傳密教的第465窟，里面的一個供養(yǎng)僧人畫像戴著西夏風格的帽子，有學者據(jù)此認為這個洞窟是西夏時的。而彭金章根據(jù)他的考古知識，認為按照科學判斷當屬最晚的一個，元代照樣也可以繪制西夏時的服飾，所以斷定該窟仍屬元代的。

　　北區(qū)石窟，多為禪窟、僧房窟、瘞窟等。記者在埋葬僧人的瘞窟看到了當年圓寂于此的僧人的白骨。一些修行窟只能貓腰進入，里面也只有粗糲的巖壁和簡單的石床，沒有南區(qū)那樣富麗堂皇、神韻萬千的壁畫或者雕塑。其中編號為第464窟的，就是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盜走西夏文獻和其他文種文獻的洞窟。目前，該窟門口緊閉，掩藏著一段令人傷心的歷史。

　　通過已發(fā)現(xiàn)的實物材料，可以推測西夏時期敦煌佛事活動繁盛。西夏人在此修繕洞窟、印刷佛經，而且還特別重視教育。

　　保定：這里的經幢靜悄悄

　　兩座西夏文經幢默默地消受著它們的靜寂。它們是西夏文在生命末期的一束余暉，代表著這種文字走向死文字的步伐。

　　河北省保定市是記者尋訪西夏文遺物的最后一站。保定原為直隸總督府所在地，也曾是河北的老省會，素有“京畿重地”等稱謂。這里的古蓮花池公園保存著1962年9月出土于保定市北郊韓莊的兩座西夏文陀羅尼經幢。它們被認為是我國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有確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字。據(jù)學者研究，其內容為《佛頂尊勝陀羅尼》。1977年，鄭紹宗、王靜如寫出了《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發(fā)表于當年第1期《考古學報》。同一期的刊物，也刊登了到此調查的史金波和白濱的《明代西夏文經卷和石幢初探》。

　　經過一番尋找，記者在公園東部的宸翰院找到了這兩座經幢。經幢旁邊的標示上寫著：“兩座經幢都是為死去的西夏僧人建造的墳幢，同建于明弘治十五年（1562）。一幢高2.63米，刻有1029字；另一幢高2.28米，刻有983字。它們的出土為研究我國黨項族晚期的歷史及其文字提供了珍貴的資料?！?br/>
　　這兩座經幢一高一矮，碑均為八棱形，有碑帽和碑座。碑都被人拓過，碑體呈黑色，文字清晰可見。碑上文字有“明弘治十五年”等漢文字樣，所以研究者推斷出其立于1562年。這兩座經幢的發(fā)現(xiàn)，將西夏滅亡后黨項人的活動及西夏文字使用的時間下限比先前向后推遲了150多年。

　　公園中游者寥寥，經幢所在的宸翰院更是冷落無人。兩座西夏文經幢默默地消受著它們的靜寂。它們是西夏文在生命末期的一束余暉，代表著這種文字走向死文字的步伐。

　　鏈接

　　“天書”重現(xiàn)震驚學壇

　　西夏文在創(chuàng)制時，模仿吸收了當時的漢字，在形體上與漢字非常相似，但是結構更為復雜，撇捺明顯多于漢字。對這種文字，習慣漢字的人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但是細看又都不認識。清代學者張澍的一語道出了大家的共同感覺：“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br/>
　　西夏文在誕生之后，受到了李元昊的大力推廣。他將其定為“國書”，并且成立蕃字院等機構，在西夏國境內，西夏文得以廣泛使用。西夏滅國后，在元代和明代，西夏文仍然為黨項族后裔使用。元代時，還刊印了西夏文的大藏經。1962年出土于保定的經幢為目前發(fā)現(xiàn)最為晚近的西夏文文物之一。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說，“柏林國家圖書館所藏藏文甘珠爾，據(jù)稱為明萬歷時寫本。寅恪見其上偶有西夏文字?！彼J為，“明神宗之世，西夏文字書籍，其遺存于西北者，當不甚少，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之人歟？”

　　隨著黨項族在歷史長河中融入漢、蒙古等民族，西夏文的使用越來越稀少，并且最終“人去文亡”，成為了“死文字”。但是，在數(shù)百年后，這種令人無一字可識的文字，逐漸掀開了神秘的面紗。

　　西夏文字的重見天日從1804年發(fā)現(xiàn)于武威的《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開始。而真正掀開其現(xiàn)代研究篇章的，則在1909年科茲洛夫發(fā)現(xiàn)黑水城文獻之后。黑水城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qū)額濟納旗。這部分文獻目前被保存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此外，斯坦因與伯希和也分別從黑水城遺址和敦煌莫高窟盜掠走了珍貴的西夏文獻，這些文獻現(xiàn)保存于英國和法國。

　　陳寅恪先生曾說，“一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边@句話被眾多學者經常引用，西夏文學者更是對此深度信服。有一種提法，將黑水城西夏文獻和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吐魯番文獻并稱為“20世紀初中國出土文獻四大發(fā)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