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考古學實踐”已密切地與社會公共文化的建設連接在一起。

　　據(jù)新京報報道，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表示，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隨后，這條看似偏門的“考古新聞”，登上了社交平臺熱搜榜單。當然，這和國人大多熱衷皇帝的故事不無關系——就連拍賣會上，凡是皇帝御用之物如印章、器物乃至題跋過的書畫收藏品都能賣出數(shù)千萬數(shù)億的“天價”。


　　也和新聞內容充滿了戲劇性有關。因為元明清近700年來，人們都以為漢文帝霸陵在凸起如山的“鳳凰嘴”這個地方，許多地方官員還立碑為證。但今天的考古研究卻推翻了這個結論，這種“顛覆式”認知讓大家充滿了好奇。

　　這次考古發(fā)掘是在盜墓賊的逼迫下“不得不如此”。早在2002年，拍賣市場上就出現(xiàn)了可能出自西安帝陵的被盜文物。2016年公安部門發(fā)現(xiàn)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漢云陵”（漢武帝妃嬪“鉤弋夫人”之墓）遭遇盜賊侵擾，警方順藤摸瓜抓捕了數(shù)個盜墓團伙。這些盜墓賊之后都被審判。隨后，才有了陜西省、西安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勘探和挖掘。

　　總之，這件事讓歷史愛好者、刑事案件研究者等許多領域的人都有話可說，自然能引起層層漣漪。當然，這也離不開媒體報道的加持。

　　考古學當然是一門在理論、方法與實踐意義上自有歷史文化傳承的人文學科或者社會科學，可是一則考古事件能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卻是因為這一“事件”鏈接了許多社會現(xiàn)實、文化傳統(tǒng)、大眾意識等因素。

　　這提醒我們，今天的“考古學實踐”已密切地與社會公共文化的建設連接在一起。有時候，推動“考古學實踐”發(fā)展的或許并不是考古學學術共同體內部的某個研究，而是外面一個偶然事件的刺激——一起盜墓案、一個正要進行的地產項目或基礎設施建設。當然，也有可能是文物管理體制的變化、技術手段的革新等。

　　其實，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源和發(fā)展，一直就是在與社會層面“諸多現(xiàn)實因素”互動下推進的。在一個相對寬松、健康的環(huán)境下，多些關注、多些關聯(lián)并不是壞事，至少有利于考古學家開展項目，有利于傳播知識。

　　考古學的發(fā)展也離不開嚴謹工作的考古學者。2017年開始，陜西省相關研究團隊持續(xù)數(shù)年對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進行搶救性發(fā)掘，最終確認了“江村大墓”最可能的墓主是漢文帝，正是他們腳踏實地的研究從學術層面提供了證據(jù)，揭開了這個秘密。

　　總之，漢文帝霸陵被發(fā)現(xiàn)，不只是一個考古事件。這是一個多種社會因素共同促成的“熱搜”。這或許道出了未來考古發(fā)掘的趨勢：雖是考古，但不限于考古。而無論如何，我們期待看見更多考古發(fā)現(xiàn)，填補歷史研究，也充實社會生活